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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開啟中國現代化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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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征程

  10月24日,為期一周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這次大會為中國的未來勾勒出一張雄心勃勃的宏偉藍圖。根據藍圖構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將在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未來30年的執政目標,為此執政黨制定了詳細的實現路徑。如觀察家所言,中國這艘巨輪通過不斷制定新的戰略目標,并不斷推動戰略目標的實現,從而一步一步駛向美好的彼岸。
  十九大標志著中國步入一個新時代。從這里開始,中國共產黨帶領著全國人民,更自信、更從容、更有膽識和氣魄地踏上一個新征程。
  中共開啟中國現代化新征程
  按照習近平的構想,中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將先用15年的時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然后在此基礎上,再用15年,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三步走”戰略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蔡如鵬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中為中國勾勒出了一張雄心勃勃的藍圖,即到本世紀中葉,將中國建成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如果說5年前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只有一個初步輪廓,那么5年后的今天,習近平在這張藍圖中不僅給出了清晰的答案,而且列出了詳細的實現路徑。
  按照習近平的構想,中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將先用15年的時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然后在此基礎上,再用15年,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繼承與超越
  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是建國后中共歷代領導人所追求的核心目標和面臨的核心問題。為此,中共先后制定了“四個現代化”戰略(1964-2000)、“三步走”戰略(1980-2050)和“兩個百年”戰略(2000-2050)。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鄢一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與之前是一脈相承的,“顯示出繼承性、連續性和開創性”。
  1956年,中共在建國后的第一次黨代會八大上就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并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一步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兩步走”設想,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力爭在20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開放之后,面對新的歷史任務和國內外環境,中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認識從封閉到開放,從口號到務實,調整了原定在2000年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鄧小平針對當時的基本國情,提出了“三步走”戰略設想。1987年中共十三大作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提出了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在前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百年”戰略:到建黨100年時實現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設計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還提出了2020年的具體目標,包括經濟建設目標、政治民主建設目標、社會文化教育科技目標、可持續發展目標等。
  此后,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對第一個百年目標又進行第二次、第三次設計,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標準更高、更均衡、更可持續。十八大還把第二個百年目標豐富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把第二個百年目標進一步拓展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給出了“兩步走”的實現路徑。在中共著名理論學者、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看來,這實際上已經超越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
  “原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是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中等發達國家。按照我們這幾年的發展速度,我們在不斷超越,所以可以提前,到2035年就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剩下的15年,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李君如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實際上是在中國人“站起來”“富起來”的基礎上,為“強起來”的目標設置了宏偉的行動綱領。
  習近平勾勒的藍圖不僅提前了“三步走”戰略的實現時間,而且更加宏偉。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認為,這個目標宏偉之處就在于將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這是整個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 陳平說,報告中提到的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即使在現在的發達國家,也難以做到,“這幾點要能達到,中國要比發達國家還要幸福。”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楊光斌看來,這個目標的宏偉還體現在顛覆了之前國強必霸的邏輯。
  輿論普遍認為,2050年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后,將在經濟、軍事和文化等眾多領域問鼎世界,成為與美國不相上下的強國。楊光斌認為,中國的發展完全是通過自我積累發展起來的,既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也沒有對外轉嫁矛盾和危機,完全是一種和平的、多方受益的發展模式。
  楊光斌說:“這是人類歷史上‘南方國家 ’第一次不像西方國家那樣靠戰爭掠奪,而是自主性發展成為發達國家。”
  目標治理
  制定目標,繪制規劃,然后通過一套有效的機制落實規劃,最終完成目標,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的秘訣之一。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說,中國獲得巨大發展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決策能夠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鄢一龍曾參與國家“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的研究工作。在他看來,五年規劃是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長遠目標的一個具體戰略步驟,體現了中國獨特政治優勢:既能夠保持長遠戰略目標的長期穩定,也能夠對戰略步驟和具體戰術進行靈活的階段性調整,持續推動中國的發展不斷邁上新的臺階,積累下來就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巨變。
  “中國猶如一艘航行在茫茫海洋上的巨輪,這艘巨輪正是通過不斷制定新的戰略目標,并不斷推動戰略目標的實現,一步一步地駛向美好的彼岸的。”鄢一龍說。
  作為執政黨,中共每個歷史階段都要就發展制定一系列綱領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五年制定的黨代會報告和與之相對應的五年規劃,前者是政治總綱領,也是后者的依據,后者是經濟總綱領,也是前者的重要補充。
  前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曾說:“五年規劃最重要的是量化指標,路線方針黨代會已經確定,而規劃的作用就是通過具體指標來落實這一路線方針。”
  鄢一龍分析,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設定的目標,下一步肯定會成為“十四五”規劃的主要依據,并且一直會影響到“十五五”、“十六五”……直至205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目標實現。
  他認為,2020年至2050年之所以要分“兩個階段”,就是因為30年這個周期太長,中間如果沒有階段性的目標,繪制五年規劃就缺乏依據。
  “如果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個遠景,那么基本實現現代化就是一個中期目標,最后都要落實到一個個的五年規劃中,五年規劃還要分解到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鄢一龍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中國發展的奇跡正是一年年的小變化、一個個五年規劃的中變化積累起來的滄桑巨變。
  鄢一龍將這種國家發展的治理模式稱為目標治理,“就是通過有意識地運用整體知識,制定國家規劃,引導資源配置,以推動目標實現的公共事務治理方式。”他說。
  “這種治理方式不同于計劃經濟的指令,并不是簡單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他強調,“而是中央、地方、企業、公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通過行政方式、社會網絡、市場機制等渠道共同作用的公共事務的治理。”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課題組,曾參照歷次黨代會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目標設計的大思路和方法論,設想將2020年至205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30年,全面建設共同富裕社會;第二步,到2040年,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社會;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央最后采納“兩步走”而不是“三步走”,鄢一龍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2035年將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目標,相當于提前15年實現了小平同志當年的設想。”
  另外,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預測,按照市場價值方法計算,到2035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今年6月,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也預計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4年趕上美國。不少學者都認為,2035年將是中國發展歷史上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年份。
  通過目標治理,推動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已經成為中國的重要優勢,西方國家的不少學者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前夕,美中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我們可以向中國學習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要設立目標、制定計劃,全力推動整個國家向前走。中國人有五年計劃,他們時刻牢記這些目標。”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共之所以能不間斷地制訂長遠的發展規劃,是因為中共不僅僅是一個執政黨,更是一個使命黨。
  “中共和其他國家執政黨的區別之處在于這個黨派具有自己的使命性。”鄭永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一個政黨如果沒有使命,為了權力而掌握權力,就必然走向衰落。就是說,中共是通過實現其使命來獲取其政治合法性而執政的。”
  規劃“森林”
  中共提出的目標一旦被寫進黨代會的報告,很快就會出現在五年規劃的藍圖中,并最終寫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轉化成為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分享的現實。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是如何讓目標轉化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動員地方、企業、個人參與其中?在不少學者看來,這主要得益于中共有一套完善的目標治理機制。
  首先,中央政府通過一個層層分解、層層監督、層層考核的目標管理體制,對其制定的約束性指標進行目標管理。
  國家目標被分解為地方目標、部門目標、年度目標、重點工程目標,層層分解,直到成為無數個體參與的摸得著看得見的具體行動。同時,上級部門對目標實現情況進行跟蹤評估、督促檢查,對目標完成績效進行考核,獎勵先進,處罰落后,從而不斷地促進目標的實現。
  政治和行政相結合是中國政治體制中一個重要特征。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與考核相比,實際上更起作用的是上級的意圖。比如“十一五”期間,中央提出單位GDP能耗降低20%,要求地方參照這一目標,自主提出地方的指標值。從后來的結果看,31個省市區都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了降低能耗的目標值。其中,15個省市區的目標值和中央相同,4個高于中央,12個略低于中央。
  其次,對于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政府利用財政補貼、信貸、土地供給、稅收、政府采購等經濟手段,引導企業自覺跟上國家發展的方向。同時,政府也會利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改變游戲規則,調整制度,對于違反政府預期目的的企業進行約束。比如,關停那些達不到節能減排標準的企業。
  第三,通過實施大的專項工程和項目,推進規劃目標的落地。比如“十一五”規劃確定了141項重點工程和項目,其中大多數都以基礎設施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公共服務為主,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只有18項。這與五年規劃目標重點轉向非經濟類指標是高度一致的,也反映了十六大提出的政府職能轉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的要求。
  這些工程和項目的實施過程,同時也是中央、地方、社會的財力、物力、人力向國家目標集中的過程。比如,“十一五”規劃規定了22項新農村建設的工程,其中一項是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建設。
  國家目標提出后,國家體育總局、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聯合制定下發了《“十一五”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建設規劃》,要求“十一五”期間在全國完成10萬個行政村建有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的任務。隨后,中央投入專項資金12.4億元,地方財政配套資金60.6億元,同時帶動了社會資金45.3億元。
  最后,除了國家規劃的10萬個順利建成之外,地方自建了13.1萬個,用不到5年時間,使中國大約三分之一的村莊有了公共體育設施,受惠農民超過3億。
  “總之,目標治理機制混合了經濟激勵、政治引導、行政強制、法律約束、輿論推動等強大的社會動員機制。”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鄢一龍說,“一旦國家目標制定通過,就轉化為國家意志,各種國家機器都圍繞著目標的實現被開動起來,各種資源圍繞著目標實現的方向配置,從而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合力,匯成一股大勢所趨的潮流,使得身處其中的各級政府、企業、公民積極響應這一潮流。”
  世界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把這一機制比喻為“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成長”。他認為,國家的長遠目標就是通過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優先政策和優先發展重點,而人民各盡其責,在保持和諧與秩序的同時允許多樣性的存在。
  事實上,中國這一套目標治理機制已經引起了世界的關注。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感慨道:“中國是個‘言必行’的國家。中國的情況是,一旦制定了目標,它就會信守承諾,直至最后完成目標。而在我們的政治文化里,確定目標有時就是表達一種大體上的愿望而已。”
  集體智慧
  現在回過頭看,中共已經提前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前兩步戰略設想。中國大體在2015年實現GDP翻兩番目標,提前5年實現十六大提出的目標;在2017年實現人均GDP翻兩番目標,提前3年實現十七大提出的目標。
  幾十年來國內外關于中國發展的預測記錄表明,新古典增長理論實際上無法預測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不論多么精致、復雜的經濟學模型預測,都被后來的事實證明大大偏離中國發展實際,大多數情況是大大低估了中國的發展潛力。
  相反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憑著他們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經驗,先后對中國的發展前景作出了正確的預言和展望。這其中的奧秘在哪里?
  不少學者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共在制定戰略目標時所依賴的集體決策機制。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介紹,五年規劃的整個制定過程,要經過十一個步驟歷時三年,需要經歷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無數個輪回,才能最終出爐。
  黨代會報告中的戰略目標更是如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曾參與過相關的研究工作。鄢一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制定戰略目標首先要進行形勢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草案,征求意見,修改后,再在更大的范圍內征求意見……反復多次,最后才能成型。
  “可以說,報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他說,“報告中的每一句話,背后都意味著大量的調研和測算。”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這一規劃核心思想的形成就與決策層大量的調研密不可分。
  2008年9月17日,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兩天后,中央領導就委托中財辦主任劉鶴趕赴美國,第一時間到金融風暴中心開展調研。
  同時,國家領導人圍繞著“了解地方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情況”這一主題開展了密集調研。
  除此之外,中共在制定規劃前,還會對前一輪規劃進行評估。如果把規劃的制定與實施比做車子上的兩個輪子,評估就是連接兩個輪子的傳送帶,正是有了評估環節,前一個五年計劃實施輪子的轉動,才推動了后一個五年計劃制定輪子的轉動,這樣一前一后,車子才能不斷前進。
  事實上,中共正是在總結了“大躍進”教訓的基礎上,才有了后來制定戰略目標時留出余地的考慮。在鄢一龍看來,中共目標治理能夠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能根據環境的變化,不斷修正目標。近幾次黨代會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完善和豐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最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是“富強、民主、文明”,此后發展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次,十九大報告又增加了“美麗”。分析認為,這一增加圍繞的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這“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強化的是新發展理念中“綠色發展”的提法。
  與此同時,中共在設計戰略目標時還秉承一個重要的原則:遠處著眼、近處著手。換句話說,就是越是遠景,越模糊;相反,越是近的目標,越具體、越明確。這既符合人類的認識規律,又能把戰略思考跟現實的行動結合起來。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認為,十九大報告中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三個目標,分為近期、中期和遠期,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他表示,中國奮斗歷程正是這種壓縮時空式的,層層遞進。
  在鄢一龍看來,這就是中國發展的方法論:制定中國目標,描繪中國規劃,再轉化為中國行動,最終變成中國現實,“而在這個過程中,目標治理就是溝通夢想和現實的橋和船”。
  (實習生袁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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